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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宣德皇帝为何要烤死自己亲叔叔杀他家满门

  力摔皇帝,浴火赴死不偷生

  朱高煦只身出城后,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军帐前,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。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“夺门之变”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、写过《石灰吟》的著名忠臣。据《明史·于谦传》记载,当时他“正词崭崭,声色震厉”使朱高煦“伏地战栗”(怕是被气得,而未必是被吓得),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“列奏其罪,请正典刑”,要求皇帝“大义灭亲”。据记载,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“臣罪万死,惟生杀在皇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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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,未免不太合适,最终以“彼固不义,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”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。朱瞻基一面让人将群臣告发朱高煦谋反的劾章给其看,一面令其写信,召诸子同归京师(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,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“立五军都督府:指挥王斌领前军,韦违左军,千户盛坚右军,知州朱烜后军。

  诸子瞻垐、瞻域、瞻埣、瞻墿各监一军。高煦率中军,世子瞻垣居守”纯属虚妄之辞)。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,慰安宫眷。同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“同谋”的王斌、王彧、韦达、朱恒、钱巽等数十人。

  或许是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、临淄、昌乐、淄川、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,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。在这三天里,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、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,收缴民间兵器。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,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。

  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,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“反叛”,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、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,并分别奏报皇太后、告谕北京文武群臣,同时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,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,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“以亲亲之故,不忍弃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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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令同宫眷居于北京,以全始终之恩”的处置方式。同日,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,同时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,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。

  八月二十四日,在命阳武侯薛禄、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,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,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,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,朱瞻基的征讨大军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、东光方向,让太监“护送”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,让锦衣卫官“械系”着所逮捕的所有“同逆者”紧随其后,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。

 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“胜利之师”离开乐安不远,未到乐陵黄家店时,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,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。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。九月初六,车驾回到北京,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、宗庙,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。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,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“谋危宗社,大逆不道,宜正国典,以为乱臣贼子之戒”。

  朱瞻基仍以“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,朕宗社,大逆不道,宜正国典,以为乱臣贼子之戒”。朱瞻基仍以“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,朕不敢违”为辞,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,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。但当群臣复奏“叛逆之人不分首从,皆得处极刑”时,他就下令要从王斌、韦达、朱恒等人审讯出朱高煦谋反实情,依法处置。

  仅仅过了三天,九月初九,就将作为朱高煦“逆党”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、乐安知州朱恒、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,汉王府典仗侯海、长史钱巽、教授钱常、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,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“谏诤”而免死,被判流放口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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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翌日,九月初十,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“逆党”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。此后,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、青州左卫指挥史诚、河间卫镇抚温英、德州卫指挥郑兴、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。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、杨云也被“戮其尸”。其他因“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”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,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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